滄桑六百年:《永樂大典》的離散與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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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日報

本報記者 黃加佳

永樂五年(1407年),歷時5年、3000多人參與的一部大型類書終于定稿進呈明成祖朱棣。朱棣欽賜書名——《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正文22877卷,分裝11095冊,總字數達3.7億字,匯集了明以前的文學、歷史、哲學、天文、地理、陰陽、醫術、宗教、戲劇、應用科學等文獻達七、八千種之多,是一部當之無愧的百科全書。

然而,《永樂大典》卻命運多舛,火災、戰亂、偷盜、巧取豪奪……皇皇一萬多冊至民國初年只剩下64冊。此后的百余年間,在無數中華兒女努力下,幸存的《永樂大典》被一點一點尋找回來。至今,國家圖書館收藏《永樂大典》224冊,居全世界收藏機構之首。

因國運衰而散,因國運昌而聚。《永樂大典》折射了一部中華民族600年滄桑史。

翰林院中遭焚劫

1900年6月20日下午,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

本已惶惶不可終日的各國公使團和外國僑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當天下午,德國公使克林德不顧眾人勸阻,執意前往總理衙門交涉公使團的離京事宜。僅僅十五分鐘后,與他一同前往的翻譯柯士達,跌跌撞撞逃回東交民巷——克林德被清軍槍殺了。

6月10日,義和團的大隊人馬已經開進北京。北京城的局勢雖然一日緊似一日,但義和團始終沒有正面進攻東交民巷使館區,洋人們仍抱有一絲全身而退的希望。克林德的死,將他們最后的希望也捻滅了。看來清軍與義和團對東交民巷的進攻,一觸即發。

一時間,東交民巷里亂作一團。各使館的非戰斗人員涌向地理位置最隱蔽、面積最寬敞的英國使館。

英國使館位于東交民巷北邊、玉河西岸,原為梁公府。1861年,英國在北京設立公使館之初,本來相中了肅王府,但考慮到肅王府是八大鐵帽子王之一豪格的府邸,改為英國公使館有礙國體,因此清政府沒批準。于是,英國公使額爾金用每年1200兩白銀的租金,租下了肅王府對面的梁公府。

使館區被圍期間,梁公府地理位置的優越性發揮出來了。它地處使館區腹地,南邊和西邊被美國公使館和俄國公使館遮蔽,從使館區外無法直接攻擊;東邊被法國、德國、奧地利、日本等國公使館和肅王府所遮蔽;暴露在外的西邊是專門為皇家養馬的上駟院。上駟院中除了有五六棟房屋外,其余是一大片草地,視野開闊,易守難攻;北邊則是中國人文淵藪翰林院。

當時被困于東交民巷的英國人普特南·威爾在《庚子使館被圍記》中寫道:“翰林院如中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或海德堡大學、巴黎大學,中國讀書人最敬仰的地方莫過于翰林院。”這反映了在京洋人對翰林院的普遍認知,不過翰林院在中國的地位要比牛津、劍橋等高得多。

翰林院最早設立于唐朝,明代廢丞相、設內閣后,進入國家權力中樞的內閣學士基本都出自翰林院;清代“點翰林”幾乎成為漢族士子入閣的唯一途徑。翰林院可謂是卿相搖籃。

清乾隆帝組織人匯天下遺書編《四庫全書》之后,從全國各地收集來的藏書便貯存于翰林院,其中就包括《永樂大典》。

普特南·威爾這樣描述他看到的翰林院:

在翰林院各個寬闊的大廳里,一卷一卷的書籍排積成行,這些都是前人辛苦寫作的文字,全部都是手抄本,大概有數千萬卷。這些書籍都是歷代流傳下來的,有的文章已不知是哪個朝代的作品。翰林院內還有一望無際的未上漆木架子,堆放著刻字的木板。

被困于英國使館的洋人認為,中國人不可能為了攻擊他們,而自毀文化長城,放火燒翰林院。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幕還是發生了。

6月20日起,董祥福率領的甘軍向東交民巷發起了進攻。時人趙世駿記錄當時情景:“禁城之側,雷轟霆擊,火彈橫飛”,儼然是一場“亙古以來未有之變”。

交戰過程中,翰林院是怎么被焚毀的,文字記錄大多語焉不詳。幸虧,1901年正月翰林院編修高枬向當時正在院中當值的皂役曾春仔細詢問,真相才浮出水面。

高枬問起:“衙門燒于幾時,燒于何等人?”曾春答:“燒于董軍。”

曾春說,五月二十六日(陽歷1900年6月22日)上午,有一個義和團團員以查“二毛”為名,昂然進入翰林院。檢視一番后,他說要請大師兄來,由翰林院焚燒隔壁的英國使館,并且命令在翰林院中當值廳官、科房人等跪拜禱告。第二天,董祥福的甘軍闖入,放火燒了翰林院。

與此同時,一直在英國使館密切觀察翰林院中動靜的普特南·威爾也留下了目擊證言:

昨天(6月23日),有一位放火者像貓一樣匍匐過來,用極為靈巧的方法,將火炬拋入翰林院,之后僅僅過了一個小時,各國大使居住的英國使館就陷入了危險之中……火勢越來越猛,那些有數百年歷史的房梁和房柱經燃燒后發出噼噼啪啪的爆裂聲,似乎要倒向與其緊緊相連的英國使館。很多價值連城的文字書籍已被焚毀,裝飾著龍形圖案的水池子和水井里都是書本,一片狼藉。

翰林院著火后,英國使館周圍的房屋很快便被引燃,再加上猛烈的北風,大火眼看就成燎原之勢。被困于英國使館中的人們都急了,無論男女老幼都來到水井旁,用各種各樣奇怪的容器取水滅火,當然他們這樣做僅僅是出于自保,并不是為了搶救翰林院中藏書。縱完火的清軍一路撤退,竟然還一路投擲澆了油的火把。

中國古建筑多是磚木結構,一旦起火很難撲滅。看起來,英國使館被蔓延的大火吞噬只是時間問題。然而,千鈞一發之際風向突然變了。當時被困于英國使館中的美國傳教士瑪麗·安德魯斯在日記中寫道:“在上帝的旨意下并應許我們的禱告,風突然轉向并把火苗吹離了我們。”

英國使館奇跡般地逃過一劫,然而翰林院中收藏的、無數比黃金還要珍貴的古代典籍卻沒有這么幸運。時人曾形象地寫道:“翰林院被焚,所有古書典籍,片片作蝴蝶飛,揚州十日,不是過也。”這些“片片作蝴蝶飛”的珍貴典籍,就包括保存了宋元以前佚文秘典的《永樂大典》。經此一劫,《永樂大典》毀損、失竊嚴重。

纂修成書

《永樂大典》的名字可以說家喻戶曉,但是能說清它是一部什么書的人卻不多。

《永樂大典史話》一書中這樣定義:“《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編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書,保存了大量我國十四世紀以前的文學、藝術、史地、哲學和應用科學等方面的豐富資料。”

“百科全書”當然是為了方便讀者理解所使用的現代名詞,歷史上這種書被稱為“類書”。

類書是把各種學術材料按照關鍵詞的筆畫或聲韻,分門別類地匯編在一起,以便查閱的一種工具書。《太平廣記》《太平御覽》《古今圖書集成》等都屬于類書,其中體量最大、包羅最廣的當屬《永樂大典》。

據《明實錄》記載,《永樂大典》正文有22877卷,目錄60卷,分裝11095冊,據估計總字數達3.7億字。自明永樂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下詔編纂,到永樂五年(1405年)定稿進呈,《永樂大典》共纂修了5年,參與其事的編輯、抄錄人員達3000多人。

眾所周知,永樂皇帝朱棣是靠發動“靖難之役”,從侄子朱允炆手中搶奪的皇位。“靖難之役”歷時4年,過程慘烈。永樂初年,士人階層對朱棣得位不正的指責十分熾烈。為了平息反對的聲音,朱棣采取了殘酷的鎮壓手段。其中最為典型的案例便是因拒絕為他起草即位詔書而被誅十族的方孝孺。

既然永樂初年社會矛盾如此尖銳,朱棣為什么還要啟動這么大的一項文化工程呢?歷來學者們普遍認為,朱棣是為了消弭朝野間的不平之氣,轉移文人們的注意力,才決定纂修《永樂大典》的。

其實在歷史上,這也是統治者慣用的一種手段。“燭影斧聲”之后,備受弒兄指責的宋太宗便組織文人纂修了《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書。按宋末元初文人劉壎之的話說,宋太宗是通過漫長的編書過程“遲以歲月,困其心志”,讓異見者“俱老死文字之間”。

朱棣啟動纂修《永樂大典》時,內心深處是否也存著這樣不可言說的意圖,只能靠后人揣測,但是將纂修《永樂大典》完全看成是一個轉移社會矛盾,彰顯文治武功的政績工程,也未免低估了《永樂大典》的價值。

通過梳理史料,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虞萬里認為,朱棣啟動修纂《永樂大典》其實是繼承了父親朱元璋的遺志,并有與父親競爭的意味,而促使兩位皇帝將編書進行到底的關鍵人物則是大才子解縉。

解縉自幼聰明絕頂,20歲出頭就中了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并成為朱元璋的貼身秘書。解縉發現朱元璋很愛看《說苑》《韻府》一類書。解縉認為《說苑》內容妄誕不經,《韻府》則編輯龐雜,都算不上經典書籍。他有志于組織“志士儒英”為皇帝修纂一部新的類書。后來,解縉因直言遭到貶黜,朱元璋便把編輯類書的任務交給了別人。靖難之役后,朱棣上臺,解縉又成為天子近臣,終于有機會完成未竟的事業。

朱棣在詔書中寫道:

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修輯一書,毋厭浩繁。

解縉接旨以后組織了147人的編輯隊伍開始編書,第二年十一月就編出了《永樂大典》的前身《文獻大成》。沒想到,明成祖朱棣不滿意,認為該書“所纂尚多未備”,將它打了回來。永樂三年元月,朱棣又命姚廣孝、解縉等人重修。這一次,朝廷又從民間召集了不少宿學鴻儒和擅長書法的謄錄人員,展開大規模編書工作。

《永樂大典》按照《洪武正韻》中字的排列順序,以每個字列出事目,將與這個字有關的文獻資料整段,乃至整部書抄錄到該條目中。這就是所謂的“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

對《永樂大典》有深入研究的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升解釋:“比如天文志都收錄在天字下面,地理志都收錄在地字下面,日月、星雨、風云、霜露、江河湖海分別收錄在這些字下面……”

上世紀7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欒貴明在錢鐘書先生的指導下開始研究《永樂大典》。他用十年時間著成《永樂大典索引》一書。退休后,欒貴明一直致力于將中國古典文獻進行數字化的工作。談起《永樂大典》的編排方式,欒貴明感嘆,它與今天數據庫的關鍵詞檢索功能有異曲同工之妙。

除了獨特的編輯方式,《永樂大典》收錄資料范圍之廣也嘆為觀止,經史子集、天文地理、各種名物、典章制度,乃至奇聞異事、詩文詞曲、工技農藝、佛道典籍……幾乎無所不包。唐代的《藝文類聚》收書1400種,《太平御覽》收書1600多種,而《永樂大典》收錄的書籍達七八千種。

中國歷史上,編修文典幾乎是每個盛世的標配。與其他類書、叢書在編輯時對原始資料進行刪改,或只重收集儒家經典、不重收集自然科學不同,《永樂大典》兼收并蓄、廣征博采,而且也幾乎不做刪改,為后人保存了大量明以前的珍貴文獻。

據說,明正統六年(1441年),大學士楊士奇編輯《文淵閣書目》時,許多《永樂大典》采用過的宋元時期著作已經“十不存三四”了,到了清代,只有十之一二還在流傳。可見,修纂《永樂大典》對于保存歷代文獻的意義之大。

“正本”失落之謎

《永樂大典》修纂完成后僅抄成一部,即《永樂大典》正本。初時,《永樂大典》貯藏在南京文淵閣東閣中。永樂十九年(1421年)遷都北京時,明成祖命令將《永樂大典》挑選一部分運到北京,暫時藏在左順門北廊下。直到正統六年(1441年),明廷才將《永樂大典》全部運到北京,收藏在紫禁城文樓中。

事實上,《永樂大典》編成以后并沒有多少人有機會翻閱,明朝歷代皇帝愛讀書的不多,大多時候是被束之高閣,唯有嘉靖皇帝對《永樂大典》十分鐘愛,案頭常備有十冊,經常翻閱。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宮中發生火災。三大殿起火,火勢蔓延至奉天門和午門,貯藏《永樂大典》的文樓危在旦夕。《永樂大典》只有一部,一旦焚毀,追悔莫及。《明實錄》記載,嘉靖皇帝急得一夜連下三四道圣旨搶救《永樂大典》。由于搶救及時,《永樂大典》逃過一劫。這次火災后,嘉靖皇帝想到《永樂大典》僅有一套,感到十分不安,于是令大學士徐階、高拱擔綱重錄《永樂大典》。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在周密籌劃下,重錄工作終于啟動。為了物色合格的抄書人,吏、禮兩部還專門進行了“糊名考試”,最終選擇了109名書法精湛的抄書人。應該說,此次重錄工作從組織和后勤保障來看是十分周密的。內府御用監調撥了畫匠、紙匠;順天府提供硯臺、水罐、筆墨;惜薪司供應取暖的木炭;光祿寺負責酒飯;韓林院支付抄寫人員“月米”,此外還配備了警衛人員。

抄寫人員每天早晨上班時,登記領取《永樂大典》,晚上下班時交回,不許私自帶出、雇人代寫。每人每天抄寫三頁,“如遇差錯,發與另寫,不拘一次二次,只算一頁”。發現混報怠工者,與之相關的各級官員都要一同受罰。

據說,重錄之初,徐階主張只要內容一致,副本格式不必仿照正本,但是實操起來,他發現《永樂大典》內大字小字錯落,山川、宮室等插圖間雜其間,版式一動,行款、圖畫都要跟著動,反而不如原樣復制方便。徐階不由得感嘆:《永樂大典》設計得太好了!

從存世的嘉靖副本可見,字體均為標準的館閣體,整齊娟秀,毫無涂改之處。每冊重錄完畢,最后都注明重錄總校官、分校官、書寫官及圈點人姓名,可謂責任到人。在這樣嚴格的質量把控下,《永樂大典》整整用了6年才重錄完畢。嘉靖副本與永樂正本從裝幀到字體大小、插圖、版式完全一致。

嘉靖副本完成后,便被收藏于剛剛建成、專門用于保存皇家檔案的皇史宬。撲朔迷離的是,從此《永樂大典》正本銷聲匿跡,再也沒出現在史書中。

明末,李自成攻入紫禁城,并在武英殿登基。史書記載,他兵敗退出北京時,曾經放火焚燒過紫禁城的宮室。李自成燒了哪些宮室,史書上語焉不詳。《永樂大典》正本會不會在這場大火中化為灰燼?沒有人知道。

《永樂大典》正本的失落,成為中華文明史上的一段公案,引來無數學人的遐想。多數人認為,正本毀于戰亂或者火災。編完《永樂大典索引》之后,欒貴明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想法——正本會不會被嘉靖皇帝帶入永陵陪葬了?

據《明實錄》記載,嘉靖副本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開始抄錄至隆慶元年(1567年)四月才抄完。在此期間,嘉靖皇帝駕崩。

欒貴明認為,要破解《永樂大典》正本失蹤之謎,首先要抓住《永樂大典》正本最后一次出現前后發生的事件。據《明實錄》記載,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嘉靖帝崩。隆慶元年三月十一日,嘉靖帝梓宮由北京出發,5天以后到達位于昌平的永陵,次日入葬。

“為什么嘉靖帝駕崩三個月后才下葬,而在他下葬不久,隆慶帝馬上表彰了參與重錄《永樂大典》的人員?正本的失蹤與嘉靖帝的喪葬期重合點最多,聯系到嘉靖帝生前對《永樂大典》的珍愛,他很可能將《永樂大典》正本帶入永陵。”欒貴明說。

欒貴明告訴記者,錢鐘書先生也同意他的猜想。錢先生曾說,如果《永樂大典》正本還存世的話,那么最有可能是在永陵。

上世紀90年代,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謙身無意間在報紙上看到了欒貴明的猜想。他想起,不久之前他們曾采用“高精度重力測量技術”對十三陵的茂陵進行了勘測。“高精度重力測量”是利用微重力原理,在不產生破壞的前提下探測地下建筑物的分布、形態和規模的技術。

1958年定陵發掘后,人們發現定陵地宮由前、中、后、左、右五個殿堂連接而成,即“五室三隧”。通過微重力方法,王謙身在地面上獲得了定陵地宮的重力異常分布圖,這張分布圖與定陵地宮的實際結構十分吻合。王謙身告訴記者,《永樂大典》皇皇一萬多冊,擺起來至少需要40立方米。如果通過微重力測量發現永陵與定陵一樣也是“五室三隧”,說明地宮里沒有擺放《永樂大典》的空間。如果測量結果發現永陵地宮多建了兩個配殿,至少說明有擺放《永樂大典》的地方。

那么現有技術能測出地宮內儲藏了什么東西嗎?王謙身說,微重力測量是通過物體密度來測量的,密度越大測量得越清楚。如果地宮里存放的是金屬,可以測出來,但紙張密度較小,不能通過微重力測量的方式確認。“如果真多出兩個配殿,到時候再想辦法吧!”王謙身說。

不過,科學家們還沒來得及想辦法,他們打給國家文物局的報告就被駁回了。“國家文物局說,以目前的技術手段還不能保證文物出土后不被氧化。萬一《永樂大典》出土后損壞了,那還不如讓它在地宮里保存著。”對于國家文物局的決定,王謙身深表理解。

一個策劃多時的實驗就這樣擱置了。永陵里到底有沒有《永樂大典》正本,至今仍是一個謎。

命運多舛

《永樂大典》正本神秘失蹤,流傳于世的嘉靖副本也命運多舛。

明清鼎革之際,天下大亂,再也沒人想起《永樂大典》。直到康熙年間,大學士徐乾學、高士奇等才在皇史宬的金匱中偶然發現了《永樂大典》嘉靖副本。據記載,當時《永樂大典》已經不全。到底是怎么遺失的,誰也說不清楚。

所謂“盛世修典”,同樣懷抱開創盛世理想的乾隆皇帝開始著手整理歷代典籍。他認為《永樂大典》編輯方式雖然便于檢索,但是將整部書打散了編入各個條目,令人難以窺見原書全貌。另一方面,他覺得《永樂大典》收書太雜,修典還是應該以儒家正統經典為主。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皇帝啟動了《四庫全書》的編修。《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共收錄3462種圖書,其中有很多孤本都是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的。為了編修《四庫全書》,大學士紀曉嵐曾經組織人對《永樂大典》做過一次清查。他發現,當時《永樂大典》已經缺失了1215冊,還剩9881冊。

存在大內之物到底是怎么散佚的,誰也說不清楚。

不過,在《四庫全書》編輯過程中發生的一起案件不難看出梁上君子對《永樂大典》的覬覦。《四庫全書》修纂官黃壽齡私自將六冊《永樂大典》帶回家中閱讀,被人盜取。乾隆皇帝知道后十分惱火,說,《永樂大典》是世間未有之書,本不應該聽任纂修等攜帶外出。他命令步軍統領尚書英廉嚴羈盜賊。《永樂大典》是皇家之物,書店、紙鋪都不敢收購,盜賊無奈之下只好將六冊《永樂大典》悄悄放回到御河橋邊。失而復得,總算是虛驚一場。此后,四庫全書館吸取教訓,嚴禁大臣將《永樂大典》私帶外出。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四庫全書》全部完成,共收錄3462種圖書、79338卷,36000余冊,約八億字。從文字量上看,《四庫全書》是《永樂大典》的近三倍,但是由于主持者過于偏重于正統書籍的收集,把許多科學技術、小說戲曲書籍摒除在外,所收書籍的廣度遠遠不及《永樂大典》。更加飽受詬病的是,統治者的私心作祟,清廷在編修《四庫全書》過程中,篡改、銷毀了大量民間藏書。最典型的案例是岳飛的名篇《滿江紅》中“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被收錄到《四庫全書》中竟然變成了“壯志饑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四庫全書》中不但不允許有任何反滿文字,甚至連前人觸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更有甚者竟然連姓胡的人也改姓了。據統計,《四庫全書》編修過程中所禁毀的書籍達3100多種。《天工開物》《物理小識》《武備志》《明將軍傳》等有實用價值的書籍也在被禁之列。無怪乎,有人認為《四庫全書》的編修過程不啻為一場文化戕害。與之相比,《永樂大典》兼收并蓄的氣魄則更彌足珍貴。

遺憾的是《四庫全書》編修完成以后,清廷對《永樂大典》的重視程度明顯下降。道光之后,它更是被束之翰林院高閣,任由蟲吃鼠咬。而不少學問出眾,從億萬讀書人中選拔出來的翰林,也扮演著偷書賊的可恥角色。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清廷不得不同意各國在北京建公使館。不少官員將保存在翰林院的《永樂大典》偷出,以十兩銀子一冊的價格賣給洋人。張升告訴記者,時人劉聲木在《萇楚齋隨筆》中記載了官員們的偷書伎倆:“早間入院,帶一包袱,包一棉馬褂,約如《永樂大典》二本大小,晚間出院,將馬褂加穿于身,偷《永樂大典》二本包于包袱內而出也。”

據記載,清光緒元年(1875年),翰林院中的《永樂大典》所剩不及5000冊。到了光緒二十年(1894年)《永樂大典》只剩下800多冊了。

這樣看來,庚子年間翰林院被燒時,《永樂大典》已經散佚十分之九。既然《永樂大典》多數并未毀于庚子之難,人們是不是可以對它仍然存世報以希望呢?張升教授笑道:“理論上應該有更多《永樂大典》存世,但實際上至今人們在海內外只發現了400多冊,而且近年來新發現一冊越來越難了。”

集腋成裘

1901年(辛丑年)9月,中國與十一國簽署了屈辱的《辛丑條約》。條約規定,中國將賠償各國4億5千萬兩白銀,并以各國貨幣匯率結算,年息4%,分39年還清,本息共計9億8千多萬兩白銀,史稱“庚子賠款”。從清政府敲到這么一大筆巨款,各國十分滿意,紛紛開始從占領區撤退。

1901年6月,清政府外務部收到兩封英國使館發來的公使函,函件內容是請外務部派員去英使館運取殘存的《永樂大典》。經過戰亂與焚燒,竟然還有《永樂大典》存世,官員們感到不可思議。

張升告訴記者,為了免于被“火燒連營”,翰林院起火的第一時間英國使館中的人們就開始奮力撲火。這一過程中,有許多古籍逃過一劫,當然其間順手牽羊者也不在少數。在《庚子使館被圍記》中,普特南·威爾提到許多了解中國文化者深知這些書籍比黃金還要貴重,因此私藏起來。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時任《泰晤士報》記者、后來做過袁世凱政治顧問的喬治·莫理循。

據田仲一成《日本東洋文庫收集〈永樂大典〉殘本的過程》記載,翰林院著火后,莫理循與日本留學生狩野直喜、東京每日報紙特派員古城貞吉直奔火場,從翰林院書架上搶下幾本《永樂大典》據為己有。據田仲一成估計,莫理循至少藏有14冊《永樂大典》,后來它們多被收藏在“莫理循文庫”中。1917年莫理循將他的藏書打包賣給日本三菱財閥的巨頭巖崎久彌,其中就包括《永樂大典》。后來,這些藏書成為“東洋文庫”的前身。

不過,似莫理循這般“識貨”的洋人畢竟還是少數。庚子之后,當英國使館收集殘存《永樂大典》時,還是找回了300多冊。

張升教授告訴記者,據清外務部檔案記錄,清政府外務部共收到英國使館交回的《永樂大典》330冊。“當時《庚子條約》剛簽訂,一些國家紛紛交回庚子事變中劫掠的物品和所占的地方,所以英使館主動交回從翰林院中移出的《永樂大典》,也是可以理解的。”張升解釋說。

然而,當時的清政府搖搖欲墜,朝不保夕,根本無暇管理這些劫后余生的國寶。翰林院已經燒了,這些書要往哪兒堆呢?外務部守門吏找來當時在京的翰林們,讓他們處理。沒想到,這些平日道貌岸然的翰林見清廷亂作一團,竟然將這三百多冊《永樂大典》私自瓜分了。

當局勢穩定以后,清政府又尋訪回一些《永樂大典》。然而,國寶一旦散佚想找回來就難了。1912年,當翰林院學士陸潤庠把殘存的《永樂大典》移交中華民國教育部時,僅存64冊。后來,這殘存的64冊《永樂大典》被交由國家圖書館的前身——京師圖書館保存。

整個民國期間,中國都在動蕩和離亂的泥沼中掙扎,但一批有擔當和使命感的文化機構和個人一直將搶救《永樂大典》視為己任。張升對記者說,其中最為突出者當屬袁同禮。

袁同禮先生1921年赴美學習,畢業后在歐洲各國游學考察。他是學習圖書館專業的,尤為重視對各國圖書館的考察。在英國的圖書館,他發現了《永樂大典》的殘本。次年,他又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圖書館發現4冊《永樂大典》。興奮至極的袁同禮,尚在旅途中就寫成《永樂大典考》一文,詳細記錄這些散落在歐洲的《永樂大典》卷冊。

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研究員趙愛學告訴記者,袁同禮擔任北平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副館長后,仍致力于尋找存世的《永樂大典》。至1939年,他共進行了8次調查活動,在國內外發現《永樂大典》367冊。對于藏于私人藏家手中的《永樂大典》,他會竭盡所能收購,實在買不到的,也會想方設法進行拍攝復制。

七七事變前,北平局勢已經危在旦夕。袁同禮擔心北平圖書館館藏古籍善本會落入日本人之手,于是與同事將300箱善本書,運往上海法租界保存。隨著法國在歐陸的失敗,法租界也岌岌可危。學術界對這些古籍善本圖書的安全憂心忡忡,袁同禮更是寢食難安。于是,他又開始張羅將這批書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暫時保管。

聯系接洽、找船運輸用了長達一年多時間。直到1941年10月,這些善本才運送完畢,其中就包括他優中選優出來的60冊《永樂大典》。1965年,這60冊《永樂大典》被送往臺灣,現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

據統計,截至2017年底,海內外已知存世的《永樂大典》總計418冊、800余卷及部分零頁,分散于世界8個國家和地區的30多個公私藏家手中。中國國家圖書館先后入藏《永樂大典》224冊。趙愛學告訴記者,國圖館藏的《永樂大典》大部分還是新中國成立后陸續收集而來的。其中最大一筆當屬1954年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送還的52冊《永樂大典》。

新中國成立之初,時任北京圖書館副館長、俄文部部長張全新在列寧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發現,該館藏有52冊《永樂大典》。

民國初年,江南富商劉承幹在經商之余,熱衷于收集古籍善本。當時正是鼎革時期,不少世家破落,許多古籍善本流散到市場上。劉承幹憑著雄厚的財力,廣收古籍,并于1920年,在家鄉湖州南潯建立嘉業堂藏書樓。據統計,嘉業堂藏書樓鼎盛時期有十六七萬冊古籍,其中就包括44冊《永樂大典》。這些《永樂大典》都是庚子年間流落到民間的,據劉家后人回憶每冊《永樂大典》的收購價都在100銀元上下。

隨著日寇的入侵,劉家生意一落千丈,生活漸漸入不敷出。劉承幹不得已將1000多種明版書賣給了中央圖書館。據說,為此劉承幹大病一場,但此時他仍不舍得出手《永樂大典》。直到1942年,日寇日益緊逼,他才無奈地將44冊《永樂大典》賣給遼寧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圖書館。1945年夏,蘇聯紅軍進軍東北,接管了滿鐵圖書館,滿鐵舊藏全部作為敵產沒收了。

張全新立即將列寧圖書館藏有《永樂大典》的消息通報給國內。北京圖書館館長馮仲云找到時任蘇聯對外文化協會駐北京代理全權代表索科洛夫表示,中方愿意用北京圖書館館藏的、其他具有歷史價值的圖書交換《永樂大典》。

其實,1951年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已經將11冊《永樂大典》贈還中國政府。得知北京圖書館正致力于收集散落在國內外的《永樂大典》后,蘇方決定將列寧圖書館所藏的52冊《永樂大典》送還中國。次年,東德也將3冊《永樂大典》送還中國。

新中國成立之初,散落在世界各地和全國各私人藏書家手中的《永樂大典》陸陸續續歸藏北圖(國圖前身)。

又有新冊現世

2007年11月,國家圖書館古籍館研究館員程有慶與中國社科院楊成凱、故宮博物院施安昌、文物出版社孟憲鈞一起,到華東核查古籍善本。剛到上海,老家在上海的施安昌告訴大家,一位老鄰居說手中有兩冊《永樂大典》,想請專家鑒定一下。

當時,大家都覺得在民間發現《永樂大典》的概率比較低。最近一次還是1983年在山東掖縣農民孫洪林家中發現的。

那年,孫洪林到縣里參加文化系統學習班。休息時,縣圖書館的孫洪基指著一本用《永樂大典》做的日歷給大家普及相關知識。孫洪林突然沖口道:“這書我家里就有一本。”開始,孫洪基以為孫洪林是吹牛,沒想到去他家一看還真是《永樂大典》嘉靖副本。孫洪林說,當年他的姑奶奶覺得家中的這本書開本大、適合夾鞋樣子,于是出嫁時候就帶到了婆家。

老太太雖然不識字,但是因襲祖上“敬惜字紙”的傳統,沒有損壞有字的部分,這冊《永樂大典》的內容得以完整保存。這本《永樂大典》是“門”字韻,記錄了古往今來與門有關的造型、典故和故事。

從那以后,《永樂大典》再也沒有在民間出現過。因此,當聽說再有《永樂大典》現世時,幾位專家都不抱什么希望。程有慶告訴記者,他在國圖古籍館工作的那些年,經常有人抱著假《永樂大典》到國圖,有的是影印本,有的一看就是仿制,連開本大小都不對。當時,他開玩笑說:“這要是真的,值1000萬!”

當天晚上,收藏者袁女士抱著兩冊《永樂大典》來到幾位專家下榻的賓館。由于四人中,唯有在國圖工作的程有慶有機會接觸《永樂大典》的原件,因此大家都推舉他鑒定。

袁女士帶來兩冊,程有慶翻開第一冊發現是影印本,心想估計那本也真不了。可是,第二冊亮相后,他驚呆了。

《永樂大典》每冊長50.3厘米,寬30厘米,書衣用多層宣紙硬裱,最外面有一層黃絹連腦包裹。每半頁8行,大字1行,小字抄成雙行,每行28字,特征極其突出。

眼前這冊《永樂大典》與程有慶在國圖地庫中看到的《永樂大典》一模一樣。袁女士這冊《永樂大典》是“模”字韻的“湖”字,內容是與“湖”字有關的部分。此前,國圖已經收藏了兩冊“湖”字單冊,在程有慶印象中,中間正好缺這一冊。不過為了保險起見,他立刻打電話給曾在中華書局工作的父親,請他幫忙查一下已發現《永樂大典》的存目。

“一查果然沒有這一冊,那就確鑿無疑了!”事隔十幾年,說起當時的情景程有慶仍然難掩興奮之情。

證實這冊《永樂大典》是真品,在場的專家和收藏者袁女士都非常高興。袁女士用上海話對施安昌說,自己想把這冊《永樂大典》出手。程有慶幼年曾在上海生活過,能聽懂些許上海話,聽袁女士這么說,他立即表示:“如果您要出手,可以考慮國圖。”

民間發現了一冊新的《永樂大典》,國家文物局和國圖在欣喜之余也十分慎重,先后組織專家進行了四輪鑒定。程有慶說,當時他仍在華南進行古籍普查,沒有參與鑒定。不過,他聽說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傅熹年先生看過這冊《永樂大典》后,幽默地說:“準備錢吧!”

這冊《永樂大典》入藏國圖到底花費幾何?程有慶表示,不太清楚。不過,在愛書人心中,一冊《永樂大典》比黃金貴重得多。

如今,已知的《永樂大典》只有400多冊,與它11095冊的原有體量相比,少得不可思議。還會不會有未知的《永樂大典》卷冊埋沒于不知名的角落呢?許多學者專家感到,這么多年過去了,再發現《永樂大典》的希望比較渺茫。不過,現實總是在不經意間給人們帶來驚喜。

2014年8月,正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做訪問學者的國圖古籍館副研究員劉波,接到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館員馬小鶴發來的信息:洛杉磯漢庭頓圖書館新發現1冊《永樂大典》,卷次是10270和10271。漢庭頓圖書館沒有中文古籍鑒定專家,所以想聽聽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專業意見。

在國圖工作的劉波見過《永樂大典》原件,因此哈佛燕京圖書館想請他去一趟洛杉磯。不久,漢庭頓圖書館發來新發現《永樂大典》的圖片。劉波一看,版式和國圖收藏的《永樂大典》毫無二致,卷次則是現存卷目表中沒有的,他心中有了幾分把握,這本新現世的《永樂大典》應該是真品。

不久,劉波完成了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工作,乘飛機來到洛杉磯,負責接待他的是《永樂大典》的發現者漢庭頓圖書館中文館員楊立維。漢庭頓存有許多老華僑捐獻的中文文獻,但此前館里沒有聘中文館員,所以這些文獻一直無人整理。楊立維受聘進入漢庭頓圖書館后,開始整理館藏的中文資料,沒想到一下子就發現了這冊《永樂大典》。

這冊《永樂大典》是一位名叫布萊克·懷廷的女士在1968年捐獻給漢庭頓圖書館的。她的父親約瑟夫·懷廷曾作為傳教士在中國居住了40年。1900年之后,懷廷短暫回到美國,并帶回了這冊《永樂大典》。

劉波告訴記者,這冊《永樂大典》原封面已經沒有了,收藏者為它配了一個黃色的硬皮封面,表面看上去就像一本西方精裝書。

這冊《永樂大典》包括兩卷:第10270卷《教世子》及10271卷《文王世子篇》。劉波仔細閱讀文獻發現,內容是《禮記》“教世子”“文王世子”兩篇的注釋,引書共12種。經比對《中國古籍總目》,他發現其中4部現已失傳。

無論何時,發現一卷新的《永樂大典》都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雖然,距這卷《永樂大典》現世已經過去五六年,并沒有再發現新的《永樂大典》,但劉波相信一定還會有《永樂大典》在世界的某個角落等待著人們的發現。“畢竟,還有許多在民國出現過的卷冊,至今沒有現世。”劉波說。(圖片由國家圖書館提供,參考資料:《永樂大典史話》《永樂大典研究資料輯刊》《庚子事變的書寫與記憶》)

  • 編輯:張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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